1986年4月26日，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乌克兰基辅市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性大火造成的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了苏联对核事故消息的封锁和应急反应的迟缓。在瑞典境内发现放射物质含量过高后，该事故才被曝光于天下。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前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4月，在按计划对第4机组进行停机检查时，由于电站人员多次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反应堆能量增加。26日凌晨，反应堆熔化燃烧，引起爆炸，冲破保护壳，厂房起火，放射性物质源源泄出。用水和化学剂灭火，瞬间即被蒸发，消防员的靴子陷没在熔化的沥青中。1、2、3号机组暂停运转，电站周围30公里宣布为危险区，撤走居民。事故发生时当场死2人，遭辐射受伤204人。5月8日，反应堆停止燃烧，温度仍达300℃；当地辐射强度最高为每小时15毫伦琴，基辅市为0.2毫伦琴，而正常值允许量是0.01毫伦琴。瑞典检测到放射性尘埃，超过正常数的100倍。西方各国赶忙从基辅地区撤出各自的侨民和游客，拒绝接受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进口食品。原苏联官方4个月后公布，共死亡31人，主要是抢险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少将；得放射病的203人；从危险区撤出13.5万人。1992年乌克兰官方公布，已有7000多人死亡于本事故的核污染。
5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应苏联政府邀请，乘直升飞机从800米高空察看核电站的情况，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
灾后两年之中，26万人参加了事故处理，为4号核反应堆浇了一层层混凝土，当成“棺材”埋葬起来。清洗了2100万平方米“脏土”，为核电站职工另建了斯拉乌捷奇新城，为撤离的居民另建2.1万幢住宅。这一切，包括发电减少的损失，共达80亿卢布(约合120亿美元)。乌克兰政府已作出永远关闭该电站的决定。
白俄罗斯共和国损失了20%的农业用地，220万人居住的土地遭到污染，成百个村镇人去屋空。乌克兰被遗弃的禁区成了盗贼的乐园和野马的天堂，所有珍贵物品均被盗走，也因此将污染扩散到区外。靠近核电站7公里内的松树、云杉凋萎，1000公顷森林逐渐死亡。30公里以外的“安全区”也不安全，癌症患者、儿童甲状腺患者和畸型家畜急剧增加；即使80公里外的集体农庄，20%的小猪生下来也发现眼睛不正常。上述怪症都被称为“切尔诺贝利综合症”。
土地、水源被严重污染，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切尔诺贝利成了荒凉的不毛之地。10年后，放射性仍在继续危胁着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约800万人的生命和健康。专家们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将延续一百年。
**普里皮亚季镇：切尔诺贝利的遗腹子**
上个星期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唯一还在运作的核反应堆终于关闭了。这个关闭仪式把全世界的注意力拉回到了1986年四月26日，那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个反应堆发生了爆炸，空气中遍布核幅射。美国之音记者拉里.詹姆斯报导了星期五的关闭仪式，并参观了当年发生爆炸的地方。在这次短短的探访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普里皮亚季镇。这个小镇现在荒芜了，这儿曾经住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人。
*十四年前的那天永远凝固在记忆中*
里皮亚季现在是个没有生命的小镇，唯一有生命气息的是那一簇簇象茅草一样的东西，在不平整的水泥街道的裂缝口子里拼命生长着。我去探访的那天，是一个没有风的冬天的日子，没有阳光，天上飘着毛毛雨。这是一个荒凉的被废弃了的小镇，我走在水泥街道上，脚踩着沙砾发出的声响似乎更加浓了这令人害怕的孤寂氛围。而触目所见，更是一片苍凉：灰色的水泥楼房矗立在街道上，空洞洞的窗子隔街对望。这是小镇被废弃了的住房和商店，这儿曾经是3千五百万人的家。
普里皮亚季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有4公里路程。14年前的一个四月天，核电站的一个反应堆爆炸了，人眼看不见的强烈幅射弥漫在空气中，至今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当时住在这里的人死于强烈的核幅射。
*这里永远不再会有人居住了*
爆炸发生后的36小时内，管理核电站的公蚕党当局、乌克兰和当时的苏联试图淡化那次灾难的程度，也就是说，在整整36个小时内，住在普里皮亚季的居民不知道他们正在遭受超出安全水准好几千倍的核幅射。虽然没有确切数字显示普里皮亚季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死亡，很多人确实死了。因为幅射的作用，有些人正在走向死亡。其中儿童尤其显得无助，白血病在这个地区的儿童中蔓延着，而甲状腺癌已经是非常流行。
东斯卡是基辅地区肿瘤医院儿童肿瘤学的负责人。她说，她发现这个地区的甲状腺癌和常见的甲状腺癌不一样。一般的甲状腺癌，治愈率是很高的，但她的甲状腺癌病人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相对而言，白血病人好得多了。但当你看到儿童癌症病房里那些苍白的脸和盯着你看的空洞的眼睛，你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好得多。奇怪的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并不是这些孩子可怜的脸蛋，而是普里皮亚季街道上那些空洞洞的窗户。
我在这个小镇只逗留了30分钟，当我回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观看工程人员准备永久地关闭这个唯一剩下的核反应堆时，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那些空洞洞的窗户。我也忘不了和乌萨埃夫的谈话。他是监督切尔诺贝利地区幅射污染的乌克兰官员。当我们在蒙蒙细雨中，一起站在普里皮亚季荒凉的街道上，看着这个孤独的小镇时，我问他，什么时候这个小镇可以再住人？500年之后？还是一千年？他的回答，使我至今一想起来，身上就是一阵阴寒。“永远不会，”这是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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